咸阳师范学院院长方明在致辞中表示，《史记》研究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，每个时代的研究都有其独特的成就和贡献。《史记》是全人类的文化遗产，它总结了中国上古三千年的文化史，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浓缩、爱国主义的思想源泉，伴随中华民族的复兴，实现中国梦，深入开展《史记》研究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。

　　传统的《史记》研究，重在搜集史料，考证史料和文字。“传统方法强调对文献的搜集校勘、对比、正讹、互证，并以此为解决学术问题的重要手段。这种考证研究，对于澄清史实、认识《史记》的史料价值具有重要意义。如果尽在史料考释上辨析史实，还不能深入探究《史记》内在的价值。从史料的整理和挖掘中分析司马迁思想，通过具体材料探讨《史记》丰富的思想内涵及其价值，上升到‘史记学’的理论高度，这是史记研究的必由之路。只有这样，才能从繁杂的史料中走出，真正把《史记》作为史学著作而不是作为史料的堆积。” 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会长、教育部长江学者、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张新科教授说。

　　20世纪以来，中国史学最为显著的一大特征，是打破了旧史学两千多年的传统循环史观，接受了进化史观，发展史观，完成了旧史学向进化史观乃至唯物史观的史学转变。在此文化背景下，《史记》研究也由“史料学”向“史记学”转化。

　　近年来，随着考古手段的丰富及现代科技的介入，新出土文献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更多的更可靠的实物和资料，也推动了《史记》研究的深入发展。随着科技手段的运用、学者视野的开阔、获得资料信息能力的提高，学术界不仅在传统的文学、史学、文献研究、《史记》与春秋公羊学、班马异同论等方面有了进一步的深入，而且研究的范围涉及到政治观、哲学观、经济观、人才观、战争观、天文学、地学、民族思想、教育思想、宗教神话、法治思想、农业思想等多个领域，这种系统性的、规律性的探讨，近期有了较大发展，为深入挖掘《史记》的文化价值起了重要作用。

　　与会学者认为，《史记》研究与现实的充分结合，正是百年《史记》研究焕发强大生命力的重要原因。学术总是要在现实生活中找寻到契合点，才会真正的生根和繁荣，才会有生命力。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副会长、西北大学教授刘卫平认为，《史记》本身的产生就与汉代的社会现实息息相关，是当时大一统社会的需要，同时也是当时社会的真实反映。研究《史记》不能脱离研究者所处的社会现实。《史记》研究既要注重史料考据这些学术领域，同时也要注重历史的借鉴作用、教化作用和文学的审美作用、感染作用，达到经世致用的目的。